昔者孔子之弟子,有德行,有政事,有言语、文学,其鄙有樊迟,其狂有曾点。孔子之师,有老聃,有郯子,有苌弘、师襄,其故人有原壤,而相知有子桑伯子。仲弓问子桑伯子,而孔子许其为简,及仲弓疑其太简,然后以雍言为然。是故南郭惠子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呜呼!此其所以为孔子欤?
至于孟子乃为之言曰:“今天下不之杨则之墨,杨墨之言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当时因以孟子为好辩。虽非其实,而好辩之端,由是启矣。唐之韩愈,攘斥佛老,学者称之。下逮有宋,有洛、蜀之党,有朱、陆之同异。为洛之徒者,以排击苏氏为事;为朱之学者,以诋諆陆子为能。吾以为天地之气化,万变不穷,则天下之理,亦不可以一端尽。昔者曾子之一以贯之,自力行而入;子贡之一以贯之,自多学而得。以后世观之,子贡是,则曾子非矣。然而孔子未尝区别于其间,其道固有以包容之也。夫所恶于杨墨者,为其无父无君也;斥佛老者,亦日弃君臣,绝父子,不为昆弟夫妇,以求其清净寂灭。如其不至于是,而吾独何为訾謷之?大盗至,胠箧探囊,则荷戈戟以随之,服吾之服,而诵吾之言,吾将畏敬亲爱之不暇。今也操室中之戈而为门内之斗,是亦不可以已乎?
夫未尝深究其言之是非,见有稍异于己者,则众起而排之,此不足以论人也。人貌之不齐,稍有巨细长短之异,遂斥之以为非人,岂不过哉?北宫黝、孟施舍,其去圣人之勇盖远甚,而孟子以为似曾子、似子夏,然则诸子之迹虽不同, 以为似曾子、似子夏可也。居高以临下,不至于争,为其不足与我角也。至于才力之均敌,而惟恐其不能相胜,于是纷坛之辩以生。是故知道者,视天下之歧趋异说,皆未尝出于吾道之外,故其心恢然有余;夫恢然有余,而于物无所不包,此孔子之所以大而无外也。
昔之人贵极富溢,则往往为别馆以自娱,穷极土木之工,而无所爱惜。既成,则不得久居其中,偶一至焉而已,有终身不得至者焉。而人之得久居其中者,力又不足以为之。夫贤公卿勤劳王事,固将不暇于此;而卑庸者类欲以此震耀其乡里之愚。
临朐相国冯公,其在廷时无可訾,亦无可称。而有园在都城之东南隅。其广三十亩,无杂树,随地势之高下,尽植以柳,而榜其堂曰“万柳之堂”。短墙之外,骑行者可望而见其中。径曲而深,因其洼以为池,而累其土以成山;池旁皆兼葭,云水萧疏可爱。
雍正之初,予始至京师,则好游者咸为予言此地之胜。一至,犹稍有亭榭。再至,则向之飞梁架于水上者,今欹卧于水中矣。三至,则凡其所植柳,斩焉无一株之存。
人世富贵之光荣,其与时升降,盖略与此园等。然则士苟有以自得,宜其不外慕乎富贵。彼身在富贵之中者,方殷忧之不暇,又何必朘民之膏以为苑囿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