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人虞集生长于江南,但仕宦生涯又使得他不得不留在北方的大都(今北京)。他在晚年曾屡次请求回到南方,但终不获允许,乡关之思由此而愈加浓烈。此诗正反映他的这种乡愁和苦楚的心理。
“何处它年寄此生”,来自于诗人凄楚的内心深处。他在经历了难熬的宫廷生计,又久羁京师不得南归之后,自然便产生了人生如寄的悲凉念头。人生如寄、人生如梦及人生如戏的思想都源自佛教,反映的是人生的虚幻不真,认为人生不过是暂时寄寓于世界上的空皮囊而已。虞集的发问并非懵懂,而是十分清醒的明知故问,这种人生如寄的观念已深深扎根于他的心上,所以他做官虽然官至翰林院学士、国子祭酒也坚决地要求回归江南的家乡。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四岁而孤,母郑,亲诲之学,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举进士,调西京推官。始从尹洙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为馆阁校勘。
范仲淹以言事贬,在廷多论救,司谏高若讷独以为当黜。修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若讷上其书,坐贬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节度判官。久之,复校勘,进集贤校理。庆历三年,知谏院。时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谏官员,用天下名士,修首在选中。每进见,帝延问执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张弛,小人翕翕不便。修虑善人必不胜,数为帝分别言之。初,范仲淹之贬饶州也,修与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见逐,目之曰“党人”。自是,朋党之论起,修乃为《朋党论》以进。其略曰:“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故为君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言,面赐立品服。会保州兵乱,以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陛辞,帝曰:“勿为久留计,有所欲言,言之。”对曰:“臣在谏职得论事,今越职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为间。”
方是时,杜衍等相继以党议罢去,修慨然上疏曰:“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臣为朝廷惜之。”于是邪党益忌修,因其孤甥张氏狱傅致以罪,左迁知制诰、知滁州。居二年,徙扬州、颍州。复学士,留守南京。小人畏修复用,有诈为修奏,乞澄汰内侍为奸利者。其群皆怨怒,谮之,出知同州,帝纳吴充言而止。迁翰林学士,俾修《唐书》。
熙宁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五年,卒,赠太子太师,谥曰文忠。修始在滁州,号醉翁,晚更号六一居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