曩者,鼐在京师,歙程吏部,历城周编修语曰:“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为占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鼐曰:“夫黄、舒之间,天下奇山水也,郁千余年,一方无数十人名于史传者。独浮屠之㑺雄,自梁陈以来,不出二三百里,肩背交而声相应和也。其徒遍天下,奉之为宗。岂山州奇杰之气,有蕴而属之邪?夫释氏衰歇,则儒士兴,今殆其时矣。”既应二君,其后尝为乡人道焉。
鼐又闻诸长者曰:康熙间,方侍郎名闻海外。刘先生一日以布衣走京师,上其文侍郎。侍郎告人曰:“如方某,何足算耶!邑子刘生,乃国士尔。”闻者始骇不信,久乃惭知先生。今侍郎没,而先生之文果益贵。然先生穷居江上,无侍郎之名位交游,不足掖起世之英少,独闭户伏首几案,年八十矣,聪明犹强,著述不辍,有卫武懿诗之志,斯世之异人也巳。
鼐之幼也,尝侍先生,奇其状貌言笑,退辄仿效以为戏。及长,受经学于伯父编修君,学文于先生。游宦三十年而归,伯父前卒,不得复见,往日父执往来者皆尽,而犹得数见先生于枞阳,先生亦喜其来,足疾未平,扶曳出与论文,每穷半夜。
今五月望,邑人以先生生日为之寿,鼐适在扬州,思念先生,书是以寄先生,又使乡之后进者,闻而劝也。
译文
过去,姚鼐在京城的吏部任职。历城那位姓周的编修曾对我坦言:“凡作文者,必先仿效学习,而后能得文章之真谛,再于其中有所创新,然后才能有大的成就。”大清朝在诸多方面均超越前朝,唯独在文章创作上,其成就尚显不足。过去有方侍郎,现在有刘先生,天下的文章,大概都是出自桐城吧?姚鼐回答说:“黄山舒城一带,景色秀美,冠绝天下。然而,这片土地沉默了千余年,鲜少有人能在史册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但是佛教寺庙自南朝梁陈以来,佛教寺庙林立,每隔二三百里便有一座,僧侣遍布四海,而这一代寺庙正是佛教的发源地。或许,这片山州的奇气灵气,都被佛教所占据了吧!但是佛教衰败之后,儒家便逐渐兴盛起来,或许
这篇文章是首次高张桐城文派旗帜的作品。“天下文章,其出桐城乎”一语,即由此而来。文章是为刘大櫆作的寿序,恰恰刘大櫆又是承上启下的人物,于是文章便顺其自然,以刘大櫆为中心,前钩后连,分作三大部分,以勾画出文派的发展脉络。
第一部分是总写,正式提出桐城文派的构想。但作为乡人,若以自己之口吻提出,则难免有自我标榜之嫌。作者因此改用别人提出,自己附和的形式来表达。文中首先援引了程晋芳和周永年的见解,他们认为,作为好的作家,为文应是“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然而,自清朝肇始,能够真正写好古文的士人寥寥无几。唯有方、刘二人的文名远播四海,“天下文章,其出桐城乎?”在此,作者
《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是清代文学家姚鼐创作的一篇序。这篇寿序,沿桐城作家的师承关系入手,勾画出桐城文派的发展轨迹,以桐城文章相标榜,隐然以桐城散文为天下文章之宗,首次打出了桐城文派的旗号,并预言其将蔚成流派,以为“儒士兴,今殆其时矣”。这篇序言外有意,旨外有旨,委婉含蓄。
甚矣,造物之才也!同一自高而下之水,而浙西三瀑三异,卒无复笔。
壬寅岁 ,余游天台石梁,四面崒者厜嶬,重者甗隒,皆环粱遮迣。梁长二丈,宽三尺许,若鳌脊跨山腰,其下嵌空。水来自华顶 ,平叠四层,至此会合,如万马结队,穿梁狂奔。凡水被石挠必怒,怒必叫号。以崩落千尺之势,为群磥砢所挡㧙,自然拗怒郁勃,喧声雷震,人相对不闻言语。余坐石梁,恍若身骑瀑布上。走山脚仰观,则飞沫溅顶,目光炫乱,坐立俱不能牢,疑此身将与水俱去矣。瀑上寺曰上方广,下寺曰下方广。以爱瀑故,遂两宿焉。
后十日,至雁宕之大龙湫。未到三里外,一匹练从天下,恰无声响。及前谛视,则二十丈以上是瀑,二十丈以下非瀑也,尽化为烟,为雾,为轻绡,为玉尘,为珠屑,为琉璃丝,为杨白花。既坠矣,又似上升;既疏矣,又似密织。风来摇之,飘散无着;日光照之,五色昳丽。或远立而濡其首,或逼视而衣无沾。其故由于落处太高,崖腹中洼,绝无凭藉,不得不随风作幻;又少所抵触,不能助威扬声,较石梁绝不相似。大抵石梁武,龙湫文;石梁喧,龙湫静;石梁急,龙湫缓;石梁冲荡无前,龙湫如往而复:此其所以异也。初观石梁时,以为瀑状不过尔尔,龙湫可以不到。及至此,而后知耳目所未及者,不可以臆测也。
后半月,过青田之石门洞,疑造物虽巧,不能再作狡狯矣。乃其瀑在石洞中,如巨蚌张口,可吞数百人。受瀑处池宽亩余,深百丈,疑蚊龙欲起,激荡之声,如考钟鼓于瓮内。此又石梁、龙湫所无也。
昔人有言曰:“读《易》者如无《诗》,读《诗》者如无《书》,读《诗》《易》《书》者如无《礼记》《春秋》。”余观于浙西之三瀑也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