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
译文
《关雎》,是讲后妃美德的诗,是《诗经》十五国风的起始,是用它来教化天下而矫正夫妇之道的。所以可以用以教化乡村百姓,也可以用以教化诸侯邦国。风,就是讽喻,就是教化;用讽喻来感动、教化人们。
诗,是人表现志向所在的,在心里就是志向,用语言表达出来就是诗。情感在心里被触动必然就会表达为语言,语言不足以表达,就会吁嗟叹息,吁嗟叹息不足以表达,就会长声歌咏,长声歌咏不足以表达,就会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
情感要用声音来表达,声音成为宫、商、角、徵、羽之调,就是音乐。太平盛世的音乐安顺而欢乐,其时的政治就平和通畅;动乱之世的音乐怨恨而愤怒,其时的政治
《诗大序》总括《诗经》理论,涵盖诗性、内容、体裁、技法与社会作用。其诗学观点主要有:一,诗融合言志与抒情;二,诗具“美刺”“讽谏”功能,探讨其个性与社会性问题;三,诗与时代、政治紧密相关,反映道德风俗;四,提出“六义”。此序在中国文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强调作诗不仅在述一己之穷通,更在于天下之哀乐;此文继承了孔子“思无邪”和“兴观群怨”的思想,系统总结先秦儒家诗论,对后世影响深远。
《诗大序》是中国古代第一篇诗歌理论专著,对于诗歌的基本特征、内容分类、创作原则、表现手法、社会作用等,都提出了许多重要见解,是一篇封建时代正统文艺思想的纲领性文献。
首先,《诗大序》详细描述了诗歌产生的情况,在对文学本质的探索中,揭示出诗歌抒情与言志相统一的艺术特性。《诗大序》指出,诗有两个特征:一个是情、志结合,一个是诗、乐结合。《诗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其实是对前人之说的理论概括。最早讲到情志结合的是先秦的《乐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
二年春三月庚午,大司马大将军光薨。诏曰:“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宿卫孝武皇帝三十余年,辅孝昭皇帝十有余年,遭大难,躬秉义,率三公、诸侯、九卿、大夫定万世策,以安宗庙。天下蒸庶,咸以康宁,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复其后世,畴其爵邑,世世毋有所与。功如萧相国。”
夏四月,凤皇集鲁,群鸟从之。大赦天下。
五月,光禄大夫平丘侯王迁有罪,下狱死。
上始亲政事,又思报大将军功德,乃复使乐平侯山领尚书事,而令群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以傅奏其言,考试功能。侍中尚书功劳当迁及有异善,厚加赏赐,至于子孙,终不改易。枢机周密,品式备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也。
三年春三月,诏曰:“盖闻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唐、虞犹不能以化天下。今胶东相成劳来不怠,流民自占八万余口,治有异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
又曰:“鳏、寡、孤、独、高年、贫困之民,朕所怜也。前下诏假公田,贷种、食。其加赐鳏、寡、孤、独、高年帛。二千石严教吏谨视遇,毋令失职。”
令国郡国举贤良方正可亲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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