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登金山

再到金山上，凭栏四望时。乾坤留胜迹，岁月感前碑。

雾雨江天暗，风波去路危。急流看勇退，吟眺动深思。

　　高明者，温州瑞安人。以春秋中，大元至正乙酉第，授处州录事，后改调浙东阃幕都事，转江西行台掾，又转福建行省都事。方国珍留置幕下，不从，旅寓明州栎社，以词曲自娱。因感刘后村之诗“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唱蔡中郎”之句，乃作《琵琶记》。有王四者，以学闻，则诚与之友善，劝之仕。登第后，即弃其妻而赘于太师不花家。则诚悔之，因作此记以讽谏。名之曰《琵琶》者，取其上四“王”字，王四云耳。元人呼牛不花，故谓之牛太师，而伯喈曾附董卓，乃以之托名也。高皇帝微时，尝奇此戏。及登极，召则诚，以疾辞。使者以记上进。上览之曰：“五经四书在民间，譬诸五谷，不可无；此记乃珍羞之属，俎豆之间，亦不可少也。”于是捕王四置之极刑。或曰：东嘉初以伯喈为不忠不孝，梦伯喈谓之曰：“公能易我为善，行当有以报公。”遂以全忠全孝易之。东嘉后果发解，未知然否。后卒于宁海，时陆德旸以诗哭之曰：“乱离遭世变，出处叹才难。坠地文将丧，忧天寝不安。名题前进士，爵署旧郎官。一代儒林传，堪入史刊。”

　　成都草堂，唐杜工部旧居之地也。堂屡废矣，辄新之者，重其人也。今日之举，则巡抚都御史钟公蕃倡其议。既成，成都府同知吴君廷举以书与图来属予记之。

　　盖翘然而起，临于官道者为门。门之后为祠，祠后为书院。引水为流，桥其上，以通往来。于其前门焉，榜曰“浣花深处”。进于是，则草堂也。堂之左右，亦各为屋，缭以周垣。其东为池，引桥下之水注其中，菱莲交加，鱼鸟上下相乐也。名花时果，杂植垣内。其外则树以桤、柳，象子美之旧也。经始于弘治庚申之春，落成于其年之秋，财不费而功侈，民不劳而事集。

　　夫世称子美者，概以为诗人。愚以为诗道极于子美，而子美重于人者，不独诗也。唐文章之士千百人，而祠于后者，仅可指数。子美之草堂，人皆知之，是独以其诗哉？蜀自先秦以来，数千年间，通祭祀者才数人。若秦之李冰，汉之文翁、孔明，皆以功德流远。而子美徒以羁旅困穷之人，轩然与之并，是诚不独以其诗也。盖子美之为人，孝友忠信，大节俱备，读其诗，考其素履，一一可见。志其墓者，不过称之为文先生耳。於乎!此何足以知子美哉？不知于当时，而知于后世，一世之短，百世之长，子美之名若草堂，虽与天壤俱存可也。今日诸公之举，尊贤厉俗，其于风教岂曰小补之哉！ (选自《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卷四十三，有删节)

　　孔明分拨已定，先引五千兵退去西城县搬运粮草。忽然十余次飞马报到，说：“司马懿引大军十五万，望西城蜂拥而来！”时孔明身边别无大将，只有一班文官，所引五千军，已分一半先运粮草去了，只剩二千五百军在城中。众官听得这个消息，尽皆失色。孔明登城望之，果然尘土冲天，魏兵分两路望西城县杀来。孔明传令，教“将旌旗尽皆隐匿；诸军各守城铺，如有妄行出入，及高言大语者，斩之！大开四门，每一门用二十军士，扮作百姓，洒扫街道。如魏兵到时，不可擅动，吾自有计。”孔明乃披鹤氅，戴纶巾，引二小童携琴一张，于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

　　却说司马懿前军哨到城下，见了如此模样，皆不敢进，急报与司马懿。懿笑而不信，遂止住三军，自飞马远远望之。果见孔明坐于城楼之上，笑容可掬，焚香操琴。左有一童子，手捧宝剑；右有一童子，手执麈尾。城门内外，有二十余百姓，低头洒扫，旁若无人。懿看毕大疑，便到中军，教后军作前军，前军作后军，望北山路而退。次子司马昭日：“莫非诸葛亮无军，故作此态？父亲何故便退兵？”懿日：“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今大开城门，必有埋伏。我兵若进，中其计也。汝辈岂知？宜速退。”于是两路兵尽皆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