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十一载,有诏伐西南夷,右相杨公兼节制之寄,乃奏前云南太守李宓涉海自交趾击之。道路险艰,往复数万里,盖百王所未通也。十二载四月,至于长安,君子是以知庙堂使能,李公效节。适忝斯人之旧,因赋是诗。
圣人赫斯怒,诏伐西南戎。
肃穆庙堂上,深沉节制雄。
遂令感激士,得建非常功。
料死不料敌,顾恩宁顾终。
鼓行天海外,转战蛮夷中。
梯巘近高鸟,穿林经毒虫。
鬼门无归客,北户多南风。
蜂虿隔万里,云雷随九攻。
长驱大浪破,急击群山空。
饷道忽已远,悬军垂欲穷。
精诚动白日,愤薄连苍穹。
野食掘田鼠,晡餐兼僰僮。
收兵列亭堠,拓地弥西东。
临事耻苟免,履危能饬躬。
将星独照耀,边色何溟濛。
泸水夜可涉,交州今始通。
归来长安道,召见甘泉宫。
廉蔺若未死,孙吴知暗同。
相逢论意气,慷慨谢深衷。
根据诗前小序可知:公元752年(天宝十一载),杨国忠奏请由李宓出征南诏。此战异常艰苦,转战行程达数万里之遥。几经周折,李宓于公元753年(天宝十二载)四月回到长安,向诗人自述其征战之惨烈,诗人为之感动而作此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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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南诏这场战争是杨国忠把持朝政,为博名邀功而随意派遣边鄙太守盲目攻击周边弱小民族的冒失行为。事先没有经过仔细调查,事中又不能随机应变,导致了这场战争大败的灭顶之灾。然而这些内幕则不是高适所能深知,或者虽知而不敢言。历来论诗者因此诗对高适多有批评。此诗的价值主要在于诗人以极大的热情歌颂唐军将士无所畏惧的战斗精神,读来令人荡气回肠。诗歌前八句交代战争起因,总括杨国忠和李宓的功劳。中间二十四句描绘战争的经过,突出作战条件的艰苦和战土们为国赴难无所畏惧的气概,笔墨细致真实,是此诗最有价值的部分。最后六句再次赞颂李宓和杨国忠,有如廉颇、蔺相如珠联璧合,李宓精通兵法有如孙武和吴起,今与之相逢,令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谓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宫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虽然,不可不为生言之。
生所谓“立言”者,是也;生所为者与所期者,甚似而几矣。抑不知生之志:蕲胜于人而取于人邪?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邪?蕲胜于人而取于人,则固胜于人而可取于人矣!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抑又有难者。愈之所为,不自知其至犹未也;虽然,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惧其杂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虽如是,其敢自谓几于成乎?虽几于成,其用于人也奚取焉?虽然,待用于人者,其肖于器邪?用与舍属诸人。君子则不然。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如是者,其亦足乐乎?其无足乐也?
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遗乎今。吾诚乐而悲之。亟称其人,所以劝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贬其可贬也。问于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为言之。愈白。